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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全面开展对日物资禁运，破坏日军掠夺计划。各解放区都明确规定各种物资的性质，统制输出入贸易，严禁“利敌物资”的外运。在解放区通往敌占区的各交通要道，抗日政府还设置了税务、检查机构，严禁偷运夹带。此外，红军部队主要打得是游击战，所以大量的军队掩藏在乡下、农村等地区，每逢收获季节，抗日武装部队便能帮助农民抢在敌军前头收割农作物，或组织力量袭击敌人的征购队伍。帮助群众坚璧清野，这使日军能够从解放区、游击区抢掠到的物资更加捉襟见肘！

    第三，红军还在后方专组建了作战计划，例如袭击日伪的物资征购组织，破坏敌伪厂矿的正常生产秩序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红军部队常常袭击敌伪征购机构，如采运社、合作社及其办事处。在工厂、矿山则发动工人，职员罢工、出走，破坏机械设备，这也从侧面加剧了日军掠夺的困难。

    第四,开展铁路、公路和桥梁的破袭战，攻击敌军的运输车船。如在1940年8月到10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两个月内，共破坏石太、同蒲、平汉等线940多里，公路30000多里。

    这种交通破袭战不仅有效地阻止了日伪的军队和物资运输，而且也造成了日军人员、车辆、通讯器材的巨大损失，给日军的“以战养战”以沉重打击。也引起了日伪机构内部及日伪军间的矛盾和争夺。

    虽然名义上日军与伪军同属与日本军队，但在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日军自己都顾不上，就更别提保证伪军的生活必需品了！

    但这样对伪军视而不见的动作和行为无疑是激起了伪军政机构的强烈不满！

    所以，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伪军部队只能在辖区内偷偷摸摸的另外征收粮食和物品，但这样却是导致了日军掠夺的物资变少了。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农、矿资源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晋冀鲁等地区，小麦等11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1941年比“七七”事变前减少16%。

    据估计，华中地区15种农作物的总收获量，战时平均每年比1936年低20%到30%。

    1941年，长江中游、平汉线及镇江一带，水稻收获量只有“七七”事变前的40%。

    在矿业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在制铁业中占主要地位的土高炉产量，始终没有达到战前水平的30%。这种农矿产品产量日益减少的情况，对于日军的掠夺计划来说无疑是个致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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