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芸姐的爱情故事》
一天,我刚要下班,芸姐急急忙忙跑来单位找我,我连忙招呼她坐下,问:“这时候赶来县城,有啥要紧事?”她叹了口气,气急败坏地说:“我昨天夜里就赶来了。你知道吗?王小峰家又出事了,这一回,可是出大事了,天大的事!”
“啊!又出事了?什么天大的大事?”我吃惊地问。
“也不知道他家交上什么倒霉运了,出门就倒霉!他父亲好好地在建筑站盖房子,想赚些钱回来还账;谁能想到,昨天一阵大风刮过来,脚手架倒塌了,他父亲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把一条腿给摔断了!工人七手八脚先送到乡里医院,医生说伤势严重,乡医院设备不齐全,做不了手术,叫送来县医院抢救,所以急忙雇车又送来县医院。小峰接到信,安排他妈妈在家,又来告诉我,我们就连夜赶来了。”
“一阵风就把脚手架刮倒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不解地问。
芸姐解释说,建筑站的脚手架都是用竹竿搭设的,平时也没有事,昨天刮大风,脚手架吱嘎吱嘎地响,他们也没有在意,照样干活。突然,绑扎脚手架的一根绳子磨断了,脚手架上的搭板脱落下来,上面的三个瓦工当即就摔下来,造成一死两伤的惨剧。一个小青年脑浆迸裂,当即死亡;王小峰父亲一条腿严重摔伤,另一个摔断了胳臂。死亡的一家人正在建筑站大闹,两个受伤的都送在县医院抢救,工程也停工了。
芸姐介绍完情况,看着我着急地说:“妹,你说倒霉不倒霉?他家的事刚有点眉目,又发生这种事,这不是要人命吗?”我问王小峰呢,芸姐说在县医院守着他父亲吊水呢。我见事情严重,就说你带我过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正好我父亲也在县城,我把他也找来。芸姐摇摇头说,反正有建筑站扛着,暂时也不用找人。
我跟随芸姐匆匆来到县医院外科病房,看见王小峰坐在病床前正看着他父亲吊盐水;他父亲的右下肢被一层层纱布包裹着,一片片渗出殷红的血迹来。我走上前问道:“大叔,你觉得怎么样?”老人紧闭着眼睛,急促地呼吸着,没有回答。王小峰说,父亲疼得受不住,护士给打了止疼针,刚睡着不大会。他站起来坐到父亲的病床上,把凳子让给我坐。一条凳子,我和芸姐推让了一会才坐下来。
我问王小峰,原来不是说你来上学,大叔就回家干农活吗?他怎么还在建筑站盖房子?王小峰说,原先这么打算的不错,只是工程没完工,站长不让回来,又不给结算工钱;田里的庄稼他和母亲才锄过,也不太着急,只好留下多干几天;没想到就发生了这事情!他叹息道:“人要该倒霉,什么坏事都能赶上,真没有办法!”我说,这都是意外事故,谁也料想不到,要是事先想到了,还不来建筑站干这活呢。他自责道:“这都怪我啊!我要是不得这场病,家里欠下这么多钱,父亲这么大年纪,哪里会到建筑站盖房子?他又不是建筑站的职工,还是托了一个亲戚的人情,好不容易才进去干的。他全是为了我啊!我真是该死!”他拍打着自己的脑袋。
芸姐见王小峰痛苦自责,很同情他,连忙说:“话哪能这么说?难道你想生病受罪、耽误功课?世界上大概没有这样的人。事情摊上了,有什么办法?你就只好忍受,怪谁都没有用。”我也帮着说:“还是芸姐想得开,说得对。事情摊上了,就得积极想办法应对,不能总是埋怨自责,这样只会自找痛苦,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王小峰见我和芸姐都这么劝他,只好低下头,停住自责。
我又问,出了这么大的事故,建筑站是怎么赔偿的?王小峰摇了摇头,意思还不知道。芸姐解释说,暂时只是送来治疗,赔偿的事还没有谈。才听说摔死的那个,建筑站打算赔偿一万元;主家不同意,双方还在交涉,尸首也没有下葬,说是已经闹到乡政府了。乡政府的领导正在开会研究,还叫来派出所的警察维持秩序,生怕再闹出事情来。我说一万元是有些少了,人家好好的一青年人,又能干活,又有技术,由于他们的脚手架出了问题,一下子就摔死了,人家大人孩子怎么接受得了?说什么也得多赔偿一些,也好安抚安抚人心。芸姐叹息说,不知道乡里领导人能不能想到这一层,会怎么研究决定。
王小峰说:事情难办得很。建筑站是乡办单位,基础差,资金少,制度也不健全,职工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又没有签订合同,赔多赔少都没有依据,只在双方交涉。根据以往的经验,死主家人多势众,闹得厉害的,就多赔偿些;人丁单薄,来闹的人少,压力小的,就少赔偿些。刚才我们两家商量好了,现在只谈治疗,不谈赔偿的事,看看治疗情况再谈赔偿。我说,这样也对:如果大叔的伤治疗好了,没有什么后遗症,赔偿些抚养费也就算了;如果落下后遗症,丧失劳动能力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王小峰说,我们也不奢望赔偿多少钱,只盼望父亲的伤早日痊愈,他能回家干活,我也好早日回学校上课,千万别像上学期,又把高考耽误了。我说,不会的,这才是上学期,高考还早着呢;再说,大叔是摔伤,不是病,度过这几天就好得快了。
这时,老人的手动了动,呻吟了几声,我刚要问候,他又睡着了。王小峰说:“叫他睡吧,醒来又疼痛得受不了。”我点点头。又坐了一会,我掏出三十元钱对王小峰说;“我下午还要上班,就先回去了,下次再来看望大叔。这点钱留给大叔买点东西吃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去找我,千万别客气。”王小峰把钱塞给我说:“什么都不需要,反正治疗,招待,一切费用都是建筑站的。你要上班,就先回去吧。有事再去找你。”
芸姐把我送出来。我问:“大叔的伤到底怎么样?”她说:“我也说不清楚,他不停地叫喊,疼得很,看样子不轻!”我说疼一点倒没什么,就怕落下后遗症,以后不能下田劳动就坏事了。芸姐不无忧愁地说:“我也就怕这一点,万一他不能劳动了,只怕小峰就不能上学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果不其然,隔了一天,芸姐又来找我,她说王小峰父亲的右腿保不住了,这几天一直高烧不退,医生说腿上的肌肉和神经已经开始坏死,要截肢。我很吃惊,说:“截了肢,不就成残废了吗?以后怎么干活?”芸姐说,没办法,医生说,不截肢,就有生命危险。
我和芸姐赶到医院,只见王小峰抱着头坐在手术室门外的长椅上。我问:“大叔的手术已经做了?”他叹了口气,点点头,却没有说话。我见他很痛苦的样子,真想劝他几句,可是又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怕这时候,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反会惹他更加痛苦伤心。我只好默默地陪着他坐等。
约莫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一名护士用手术车推出王小峰的父亲来,他身上覆盖着白色的床单,右腿的下半截明显地虚掩着。此时仍处在半昏迷状态,他嘴里不停地呻吟着,说着一些听不清楚的呓语。王小峰急忙迎上来,抱住父亲,哭喊道;“爹,都是我害了你,儿子该死啊!”芸姐见王小峰悲伤,也连忙走过去,拉住他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你赶快到病房拾掇好病床,准备接应。”催着王小峰离开。于是,我和芸姐一边一个护卫着手术车推进病房,同病房的亲友看见一起过来帮助,大家七手八脚把王小峰的父亲从手术车上抬上病床。护士过来吊盐水,接上一些检测仪器,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才离开。
王小峰的父亲轻轻呻吟着,王小峰弯着腰看守着父亲,眼睛里注满泪水,无限悲伤。芸姐围着病床这边塞塞,那边拉拉,不知所措地忙碌着。又过了一阵,老人渐渐睡着了,王小峰和芸姐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些。我安慰他们说:“大叔做了手术,高烧就会消退,渐渐地创口愈合,就好了。”王小峰擦干眼泪,点了点头。情况明摆着是一场悲剧,还有什么好说呢?情况太惨,我陪着看了一会便告辞离开。
半个月后,王小峰的父亲出院了,他右腋下夹着拐杖,由王小峰和他母亲搀扶着走出医院大门。我和父亲前去送行,买了一大包鸡蛋糕送给他回家吃。我们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他们只是默默地点头,叹息,却很少说话。我和父亲一直送到汽车站,看着他们坐上汽车方回。一路上我和父亲唏嘘不已,不时议论着这个不幸的家庭,议论着王小峰的前途,议论着芸姐的婚姻,尽管我们多从好的方面设想,但还是觉得这个家庭、家人难逃悲剧下场,芸姐的命运也不会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