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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的父母应该就是中国绝大多数父母的样子吧,父亲木讷,母亲絮叨。他们和他们的父母，父母的父母一样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靠着几亩薄田养活着一家人。

    农闲的时候男人们聚在一起打打小牌，喝喝小酒    ，女人们聚在一起做做女工，聊聊八卦。农忙的时候大家先各忙各的，等把自己家的活干完了，看谁家劳动力跟不上了就一起出手帮忙。帮完忙了主家做上一顿饭，几家人一起乐呵呵的吃上一顿，下次别家再有需要帮忙的时候也一样。

    如果没有那场影响巨大的改革，我想我的父母也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一生扎根在那个小山村里。靠着那片贫瘠的土地养活他们的孩子们，父亲也会在农闲的时候跟村里的叔伯们一起打打牌。

    而母亲则和婶娘们一起坐在广场的台阶上做着女工，聊聊村里谁家的猪生了几个小猪，谁家的女儿嫁的女婿嫁得怎么样。

    他们也许会支持学习成绩尚可的我继续求学，又或者会早早的给我找个木匠师傅让我学一身木工本领。在他们看来，天干饿不死手艺人，这句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训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一切顺利他们会在我二十岁左右的时候给我盖个新房子，再托村里的吴阿婆给我介绍村里或是隔壁村里的某个姑娘认识。

    因为两家人世世代代都生活在那片不大的山村里，大家知根知底，而我们也曾经无数次在学校的操场上擦肩而过。所以不需要太多的过程，自然的我们就在双方家长和十里八乡乡亲们的祝福声中喜结连理了。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会在我们婚后一年之内出生，农忙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会一起下地干活，孩子由母亲或是妻子照顾。她们一边看着孩子，还得负责给我们准备饭菜。

    农闲的时候我就会背着我的工具箱到处去给别人做点零工，挣点钱补贴补贴家用。而母亲则会带着妻子用新出的棉花给孩子做一身新的棉衣，再给全家人一人做两双千层底的布鞋。

    只是很显然，我们生活的那个距成都不到一百里地的小山村，并不能隔绝外界的声音。随着改革的深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了大山，近的去了成都，重庆，远的去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而刚刚成年的父亲也按捺不住他蠢蠢欲动的心，跟着村里的几个伯伯去了成都，去见到了那个更大的世界。在跟母亲结婚有了我和姐姐之后，更是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花销不得不去了更远的东北，这一去就是十几年。

    也正是这他这十几年的打工生活，让我的父爱一直缺失。好不容易等他回到身边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我的世界里好像已经不需要这个叫“爸爸”的人了。

    而他面对一个身高已经跟他差不多，十几年时间里相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的儿子也是束手无策。就这样我们错过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也错过了我们父子生命里几乎全部的温情。

    在那段野蛮生长的时光里，我一边带领着村子里同龄的孩子们上山下河四处为祸，一边努力的适应着父爱缺失给我带来的各种不安。父亲对于一个男孩子而言就像是一座灯塔，不管你在滔天巨浪里如何的随波逐流，如何的迷失方向，只要看见他，你就知道你应该往哪里去了。

    而我的灯塔却迷失在了自己的航向里，一边努力的适应着日新月异的世界，一边牵挂着家里的妻儿老小。愁云爬上了他的脸庞，眉眼睛的英气逐渐被深深的沟壑取代，挺拨的身躯也日益佝偻。

    在为数不多团聚的日子里，他总是会自豪的向我们讲述，他和他的工友们又一起盖了一栋多么的漂亮楼。而他又在里面扮演了什么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而母亲一年里赊下的化肥，农药，种子，猪崽钱和我们姐弟的学费却时常让他面露难色。这个曾经用手里的砖块垒起一座又一座高楼大厦的汉子，不敢,也不能承认他无力搭起一家人生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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