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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杜老师正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他的声音就像是唱歌一样，好听极了！他张开双臂，两眼先是圆睁，尔后微微地一闭，做一波澜壮阔的姿态，仿佛已化身为黄河，奔腾而下……突然之间，没容他走出“黄河”，睁开眼来，镇上中学的一群学生嗷嗷叫着冲进来，兜头扣了他一桶糨糊！

    一时，课堂上很静，只有杜老师仍然“波澜壮阔”地立在那里，他身上的糨糊自上而下从头到脚沥沥啦啦地流淌着，那糨糊是杂和面儿打的，带有一股子发了霉的豆腥气。他浑身上下全是糨糊，眼镜也被糨糊糊住了，白花花一片，成了一个“糨黄河”……那个为吟唱“黄河”而做出的一个“大”字仍然伸展着，糨糊淋淋沥沥在地上滴出了一个扁担长的“一”字，杜老师顿时成了一只刚从汤锅里捞出来的老母鸡！紧接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又猛地扣在了他的头上，那上边写着打了红叉的黑字：坏分子杜秋月！

    杜老师哭了，扑扑哧哧的，像孩子一样。他哭得很伤心，完全丧失了一个老师应有的尊严……他哭着说：我看不见。同学们，我看不见……

    杜老师戴上真正的“帽子”了。那纸糊的帽子把他的眼镜都扣住了。给杜老师戴高帽的是镇上中学将要毕业的高年级学生。镇中的学生之所以敢往老师头上泼糨糊，是因为他们一人戴着一个“红袖章”。

    从镇上中学赶来的学生里，领头的是治保主任的儿子，大名吴小屯，外号叫屁墩（后有一段时间他曾改名为：吴红卫）。吴小屯把胳膊上戴的红袖章往上一捋，神气活现地站在讲台上，一只手按着杜老师的脖儿梗，另一只手挥动着，大声说：同学们，他被揪出来了，再不要听他放毒了！

    我们仍然傻傻地看着，不知道这又是什么“梦”……

    这时候，大队部里的大喇叭突然响了。那声音高亢、鲜艳，就像是从天外突然飞来了一只大鸟，会唱歌的鸟，听来让人兴奋，也让人激动和紧张。在我原有的印象里，屁墩就是屁墩，屁墩让我联想到红薯，与屁墩联系最密切的应是红薯，屁墩放的红薯屁比谁都多。但是，一旦他戴上了这个“红袖章”，他一下子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连说话的腔调都变了，几乎成了一个领袖！

    一时间，老母鸡变鸭，屁墩成了“领袖”了。在雄浑高亢的音乐声中，屁墩又领人揪来了两个老地主，四个富农（四男二女，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加上杜眼镜，共七个人。七个头戴高帽子的人，用绳子串在一起，战战兢兢地排队走在操场上。屁墩不时用脚踢着他们的屁股，喝道：一二一、一二一，走好……几乎所有人都在听从屁墩的号令。那其实是在听“红袖章”的号令。就因为他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他就可以用棍子一个个点着那些老人的头，说：你。你。还有你。站好了！

    这时候，我们成了一群围观者。我们试图不看屁墩，我们曾经很蔑视他。可我们现在不能不看他了，他的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袖章”。我们所有人都盯着屁墩胳膊上的“红袖章”。我们一个个都为“红袖章”着迷！它像是有无限的魔力，使每一个戴上它的人气冲牛斗！我们都渴望得到这个“红袖章”，只要能戴上这个“红袖章”，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哪怕是死！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很想去找一块红布，给自己缝一个“红袖章”戴上。可我不敢，那东西太神圣了！于是，我们自觉自愿地成了屁墩的追随者。我们高呼着口号，小跑着跟在屁墩的后面，我们追随的不是屁墩，而是“红袖章”。

    ……后来，我们也开始踢那些老头的屁股，踢老师的屁股，偷偷地。

    我们虽然曾经狂热地追随过杜眼镜，可他被“打倒”了。一个被“打倒”的人不再受人尊敬。我们都在看他的笑话，我们觉得他可笑极了，一身的糨糊，那纸糊的高帽子把半个脸都罩住了。他可怜巴巴地被人拎着脖领子，一脚踢倒在地，跪在操场的中央，就像是个晕头鸡……真糠包呀！

    紧接着，在屁墩的带领下，十几个镇上中学的学生架着老杜，让他表演性地做了一回“喷气式飞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喷气式飞机”，在屁墩的指挥下，由杜眼镜现场示范，让我们看到了“喷气式飞机”的造型。戴“红袖章”的学生把他的两只胳膊架起来，用力向后扬，腰弯着九十度，头往前冲，把头发揪起来，这就是“喷气式”……后来，全村人都赶来看“喷气式”了。

    操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于是，屁墩一次次神气活现地振臂高呼：打倒杜眼镜！

    人们就一次次跟着呼：打倒杜眼镜！

    屁墩喊：杜眼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也跟着呼：杜眼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屁墩本是要把老杜带到镇上去游街示众的，被匆匆赶来的老姑父拦住了。

    老姑父说：不能走，老杜下放改造，归大队管治。

    屁墩说：你包庇坏分子！

    老姑父用本地话骂道：放你娘那臭狗屁！老子革命时，你还在你娘裤裆里呢。

    屁墩说：你敢骂人？

    老姑父说：骂你是轻的。大队是一级组织，你算老几？把人放下。民兵集合！

    ……屁墩到底年轻些，他被老姑父的气势震住了。这时，治保主任上前说：墩儿，听你姑父的。

    当天晚上，老杜蹲在河边上清洗身上的糨糊，他一边洗一边哭，小声呜呜地哭，像是一个被人掐了脖子的狗娃……哭着哭着，他一头栽到河里去了。刚好老姑父怕老杜寻短见，派一民兵偷偷地看着他。人一吆喝，村里人跑过来，把他给捞上来了。

    老杜哭着解释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会自绝于人民，我是失脚滑下去的。真的。

    此刻，村里女人们又觉得他可怜，赶忙从场里搬来几捆谷秆草，用秆草火给他驱寒……

    到了晚上，老姑父到烟炕屋来了。他蹲在门坎处，对老杜说：老杜啊，教了两天学，你还理一分头，穿一皮鞋，你说你烧啥呢？老杜弯着腰说：是。我错了。我知道错了。老姑父说：你也别往别处想，好好改造。有我在，没人敢咋你。老杜流着泪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改造，脱胎换骨。老姑父说：看你说的，血可以换，骨头能换么？老杜保证说：你放心吧，我能。我一定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姑父叹一声，安慰他说：你也该成个家了。赶明儿，我给你说一个。老杜苦着脸说：我这样，谁要我呢？

    第三天，公社开批斗大会，老杜又被人押着送到公社去了。据说，老杜头戴纸糊的高帽子，在台子上整整跪了一天……如果不是老姑父跟着，他就回不来了。

    三天后，老杜重又回村挑尿去了。他戴着一顶吓老鸹的破草帽，穿着裤衩子，光着脚丫子，挑着尿担子顺着墙边走，战战兢兢的，见人就点头。在村街里的厕所门前，他小心翼翼地问：有，有人么？

    这时，治保主任提着裤子走出来，见是他，喊一声：老杜。

    老杜弯着腰说：有。

    治保主任再喊：老杜。

    他说：有。

    治保主任说：大声点。

    他说：有！

    一九六九年，老杜结婚了，娶的是一个寡妇。

    这寡妇是老姑父给介绍的。寡妇姓刘，王家庄的，小名刘欢，大名刘玉翠。刘玉翠长得还算周正，就是个吊梢眼，颧骨高些，按平原乡村的说法，“克”男人。她男人王松球三个月前死在了煤矿上。

    那时候煤矿上虽然经常死人，因为工资高，还是有人争着去。按规定，死在煤矿上的工人可以领到三百元抚恤金。更有吸引力的是，还可以让一个直系亲属接班。据说，在葬礼上，刘玉翠竟然和婆家人打起来了。为的是争一张纸，那是一张“招工表”，这是待遇。寡妇刘玉翠和婆家兄弟为争这个顶替死人的“待遇”，与婆家人闹得天昏地暗，打成了一锅粥！

    王家人本就恨她，说她吊梢眼，是个克星，妨男人。可刘玉翠不识趣，大概她很想离开村子，到矿上去接男人的班（女人到矿上是不下井的，去了顶多是看磅，或是在食堂里当炊事员，这是好活儿），当工人。于是招来了王家一族人的反对。刘玉翠虽然要强，可她毕竟是在婆家的村子里，王姓一族人多势众，寡妇势单力薄，后来这张“招工表”到底也没争到手。不但“招工表”没争到手，刘玉翠还被婆家人打得满脸是血，赶出了家门……刘玉翠实在无法再在村里待了，于是就跑到公社告状去了。

    老姑父在公社开会时碰上了这个前去告状的寡妇。那天她穿一浆过的月白布衫，头上扎一白孝绳儿，看上去利利索索的，模样还周正……老姑父看她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挺可怜。三说两说，于是就把她带回村里来了。

    尔后赶忙派人去叫老杜。那时，老杜正往菜地里挑尿……

    两人是在大队部里见的面。老姑父本意是让老杜换身衣裳再去跟人见面。老杜执意不肯，放下尿担子就来了。进了门，老杜半弯着腰，傻傻地站在那里。女人说：你坐吧。老杜这才抬起头，看了看女人。等他坐下后，老杜说：我得说清楚，我犯过错误。她说：我知道。老杜说：我戴着帽子呢。她说：我知道。老杜说：如今我不在学校教书了，我在村里挑尿……她说：我知道。于是，老杜不再说什么了。

    刘玉翠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她一直向往城里人的生活，喜欢有文化的人。两村相距三里地，刘玉翠曾见过他在操场上打篮球的样子，见过他穿着皮鞋咔咔地走在校园里的样子。男人走了，从一个“煤黑子”身边改嫁给了一个“白镜子”，刘玉翠满心愿意。她说：你的情况支书都说了，我也不嫌你啥。不过，我有个要求。老杜说：你说。刘玉翠说：别瞎胡想，好好过日子。

    那时候，老杜觉得自己已经这样了，还挑什么呢？也就默认了这门亲事。于是，在老姑父的张罗下，选了个日子，把相邻的两座废了的烟炕房打通，又用白石灰刷了一遍，贴上了红“囍”字，凑合着摆了一桌酒席，就算是嫁过来了。

    新婚之夜，晚上睡觉时，女人很听话，也很配合。老杜让她喊什么就喊什么，她觉得这就是“文化”。听房的村人都很惊异，在烟炕房外，众人听见刘玉翠一晚上都在“犁地”，两人一声声喊着：犁、犁、犁，犁呀……

    第二天，有人开玩笑说：玉翠，你牵了几犋牲口啊？就犁了一夜地？

    刘玉翠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等过了些日子，经女人们的嘴一传两传的，村里人才明白了两人夜里的事。最初，晚上睡觉时，女人还听话，两人亲热时，叫怎样就怎样。兴奋时，老杜顺嘴喊出一个字：“li”。她觉得新鲜，畅快，也顺音儿跟着喊：犁，犁，犁，快犁！快犁！老杜说：不是这个……她问他是哪个？老杜不说。后来她就猜，待琢磨了些日子后，刘玉翠终于明白了，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字。便骂道：愿日就日，犁你娘那脚！就再也不喊了，咬紧牙，一字不吐。老杜也不再喊了。两人再睡时，闷闷的。

    刘玉翠本以为她是嫁给了“文化”，可“文化”中听不中用，成了一个摆设。况且，“文化人”整日里挑尿，一身尿气，臭烘烘的。再说，她嫁过来后才知道，这是一位要她管吃管穿的“二大爷”。老杜离开学校后，很失落。终日里一句话不说，闷闷的。回家来，他就像是一个需要牵线的木偶，你拽一拽绳子，他动一动，你不拽那绳子，他就坐着不动。

    以前，老杜的日子过得很凑合。有了女人后，老杜除了挑尿，把一切都交给了女人。刘玉翠也的确能干，每天都能给他做一顿热饭吃。不过，第一天生火时，她就把老杜带来的一个箱子上的锁给撬开了。打开箱子后，把他带来的一摞书撕成一页页的，分成两摞，一摞当成了揩屁股纸，一摞当成了引火的媒子。老杜挑尿回来，一怔，说：你怎么把书给烧了？她说：没有火引子。老杜说：那是书，不是火引子。刘玉翠说：你要不看书，能戴上帽子么？叫我说，都是这些书惹的祸。书一烧，什么也不想，咱好好过日子。老杜愣了好一会儿，说：也是。烧就烧吧。

    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从杜老师家里的灶屋里偷出了一叠散了页的书，那本书的书皮已经被撕掉了，书里边的句子怪怪的，意思也怪怪的……一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想起那本书的名字是《修辞学发凡》。那是刘玉翠当年给孩子擦屁股用的。

    有一段时间，“运动”不那么紧了。又有人来烟炕屋听老杜“喷空儿”，听他说“尼克松访华”的事……这时候，家里有了女人，女人爱面子，就埋怨老杜，说：你看看，说起来你也是个文化人，家里连个坐的凳儿都没有？说的次数多了，老杜气了，就说：我做。我自己做。于是，他找来一些旧木料，又借了木工用的工具，还特意去镇上的书店里买了一套最新样式的家具书，回来就比葫芦画瓢做起来……老杜本意是想做一件实实在在让女人满意的事。他每天下了工就做，整整做了一个月，终于做成了两把小椅子。他原本是要做四把新式椅子的，可磨了两手血泡，只勉强做成了两把。这两把小椅子太不像样子了，一把靠背是直的，没有弧度，还歪歪斜斜的，勉强能坐人。另一把有了弧度，却锯坏了木料，刚扎好就散了架……气得刘玉翠掂着那把小木椅整整走了一条村街，逢人就说：看看，都看看，这是人做的活么？！

    苦了一个月，却连一把椅子都没做好，老杜觉得脸上无光。一时恼羞成怒，在家里摔了一只空碗……两人还撕扯着打了一架！

    此后，老杜挑完了尿，就不急着回家了，常坐在村街里的阳光下晒暖儿、跟人“喷大空儿”。有时候，也学着乡人拧一枝旱烟抽，大声咳嗽着，大口吐痰。到了吃饭的时候，女人大声喊：老杜，吃饭了。这时候，老杜才挑上空尿桶，慢慢往家走。

    后来，刘玉翠怀孕了，生了一个女儿。生了孩子后，事多了，也常喊老杜帮忙。每次喊老杜，她都要气个半死。比如，她正和面呢，孩子拉屎了。她两手面，从灶屋里跑出来，喊：老杜，屙了。老杜怔怔的。她气呼呼地说：孩子屙了，你不会把把？他问：怎么把？刘玉翠没办法，就赶忙把手洗出来，把孩子从床上拉起来，蹲在门外，给他做一示范……有时候，女人喊：老杜，淤了。老杜仍怔怔的。后来才知道，灶里火大，是锅里熬的玉米面粥扑出来了……再喊：老杜，芝麻秆！老杜仍呆呆的。女人就恶狠狠地说：老杜，添柴烧锅呀，你还不如那个死鬼，死鬼还能给我烧个锅！你木头人哪？

    家常的日子，有许多话语是省略的。这是一种默契。比如，滴星儿了么？（这是问外边是否下雨了。）比如，抬一下头？（这是要他把挂在梁上的篮子取下来。）比如，你是秋娘？（这是说他像蝉一样懒，叫他起床呢。）……老杜与刘玉翠始终也没有达成默契。没有默契也可以过日子，只是磕磕碰碰的，日子过得凑合。刘玉翠恼的时候，就骂他。骂他就像骂一个三岁的孩子，把他骂得七窍生烟……有时候，两人也打架，可吃亏的总是老杜。的确，在生活上，有错的大多是老杜。老杜既在“理”上说不过刘玉翠（“理”是乡村的），动起手来也打不过刘玉翠（刘玉翠嘴一份手一份）……老杜只好投降。刘玉翠就罚老杜请罪。

    在日常生活里，老杜实在是太没用了。老杜也觉得他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于是让请罪就请罪吧。饭锅淤了的时候，她逼着老杜弯着腰站在灶屋里，嘴里念念叨叨地背语录，向领袖请罪……刘玉翠很喜欢看他请罪的样子：他勾着头，虾一样弓着腰，每一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的，很正式地背诵着领袖的语录。于是，过不几天，她就找一茬儿，再来一次。刘玉翠一边让老杜请罪，一边又隔三差五地弥补一下。他一请罪，刘玉翠就笑了，气也消了。每次请罪后，她都会再给他点甜头儿，给他煮个鸡蛋或是砸个核桃什么的，说是给他补脑子用。弄得老杜没有办法。后来，老杜也习惯了。

    有一段日子，刘玉翠走出来的时候，村里人就问：老杜呢？

    刘玉翠响快地说：在家请罪呢。

    人们就笑。

    老杜与刘玉翠彻底翻脸是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那一年夏天，最先，有人从流窜犯梁五方那里带回了一个消息：说是北京城里下放的人，有的调回去了。还有的已经平反了，还补了钱呢……这时候老杜穿着一个大裤衩子，正蹲在饭场里吃饭。听了这话，他怔怔的。在饭场里吃饭的人也都望着他，人们说：老杜，跑跑吧。说不定，你也能回去。

    老杜嘴角哆嗦着，什么也没说，端上碗回家去了。

    第二天，老杜借了辆自行车，就到城里去了。他一直到天黑透的时候才从城里回来。人们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就追着问：老杜，咋样了？老杜摇摇头，什么也不说。第二天，照常挑尿。

    村里人慢慢才知道，老杜去问了，人家说老杜犯的是男女关系错误，不在平反之列……有一段，老杜闷闷的，很失落。

    后来，再到饭场里吃饭时，村里人教育他说：老杜，你傻呀，你以为平反就那么容易？你得送啊！老杜说：送？送啥呢？人们说：送礼呀。你不送，谁给你平呢？你得送！众人都说：对了，送吧！

    听众人都这么说，老杜心也活了，于是就送。老杜家里穷，没什么可送的，就打发刘玉翠去村里借。刘玉翠听说只要一“平反”，就成了国家的人了，就可以发工资了，多好的事呀。于是刘玉翠说：我知道你脸皮薄。我去，我去借……刘玉翠就一家一家串，诉说老杜平反的事。这时候，村里人都显得很厚道，柿饼、核桃、鸡蛋，还有油，一家一家地给他凑。说老杜要是平了反，就成了官身了……

    听村里人说，那时候老杜常常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带着村里人凑的礼物，一次次地往城里跑。渐渐地，老杜脸上有了喜色。有人问：跑得咋样啊？他说：快了。

    就这么跑着跑着，一年过去了，“平反”的事仍然没有着落。老杜一日日在路上奔波着，希望似乎很渺茫，可他已经不再下地干活了。村里人也都知道他在跑事呢，落难之人，队里也不再勉强他。大多时间，他不是跑在路上，就是躺在床上发愁，脾气也大了，动不动就发火。这时候，刘玉翠每次喊他吃饭都是小心翼翼的，说：爷，你起来吧，我给你擀了酸汤面吃。

    老杜挥着手说：别烦我。不吃。

    刘玉翠赔着小心：你多少吃一点……

    老杜喝道：端走！

    一天早上，“吃杯茶”叫的时候，老杜仍昏昏沉沉地在床上躺着，他做了一个噩梦：他跑来跑去，不但没有平反，还罪加一等，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他现在头上戴着两顶“帽子”，他正在梦中痛哭流涕地做检查呢……老杜哭着哭着，醒了。就觉得有人拽他，待他睁眼一看，是刘玉翠。

    刘玉翠站在床前看着他，尔后往他的枕头边放了一叠钱，说：日头大高了，赶紧起来吧。进城还有一段路呢。

    老杜怔怔地，说：这钱，哪来的？

    刘玉翠说：爷，一个村都借遍了，我再也给你借不来了。我叫人把院里的三棵桐树出了。卖了三百一十块钱。你拿上去吧。

    老杜叹一声，说：不好。我刚做了个噩梦……算了，今儿不去了。

    刘玉翠说：啥梦？我给你圆圆。

    老杜长叹一声，说：嗨，跑来跑去，不但没平反，又加了一顶帽子，两顶……

    刘玉翠说：妞他爹，我看有指望了。梦是反的，这叫顶上加顶。

    老杜半信半疑，说：是么？

    老杜本是不信命的。可人到了这一步，不信也信了。他慌忙下床，洗了把儿脸，出门一看，刘玉翠已把自行车给他借来了，还打足了气。于是骑上车就走。刘玉翠追着屁股教育他说：别惜乎钱，多买些烟酒。你没听人家说，“研究研究”么？

    人们在村街里撞见老杜的时候，一个个都“点拨”他说：老杜，还没跑成呢？送，你得送呀！一个“送”字，是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哲学，人民的哲学。

    老杜点点头，说：知道，我知道。

    ……就这么跑着跑着，又小半年时间过去了。

    一天，傍晚的时候，治保主任背着两只手，在村口等着了从城里回来的老杜……治保主任问：老杜，跑得咋样了？老杜一看是他，手一哆嗦，差点从车上摔下来，就随口说：快了。快了。这时候，治保主任从背后伸出手来，他手里掂着一双破皮鞋，三接头的。治保主任说：这鞋，还给你吧。鞋小，墩儿一天也没穿过。你跑事呢，不是得、那个啥……仪表么。

    老杜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鞋，突然说：这鞋送你了。我不要了。说完骑上车就走。

    治保主任追着他的屁股喊：老杜，老杜……老杜哭了，一脸泪。

    第二天一早，老杜给车子打打气，又上路了……他实在是不愿再看治保主任那张脸了。

    冬去春来，老杜的情绪一天一个样儿，有时面带喜色，有时又嘟噜着个脸，垂头丧气的。老杜本是个很有涵养也很爱面子的人，可他在奔波中已把仅有的一点脸面丢尽了。后来，老杜都跑得快没有信心了，他已经到了几近绝望的程度。

    记得那时候，我还在一所大学里读研究生。突然有一天，杜老师竟然跑到学校里找我来了。那是个星期天，寝室里就我一个人。他进门时绊了一跤，踉踉跄跄的，一头栽到了我的怀里。我惊讶地望着他，发现他的脸是紫的，一脸紫黑，简直是怒不可遏！我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他气得嘴唇哆嗦着，结结巴巴地说：志鹏（他一直叫我的学名），你帮我一个忙。帮老师一个忙。

    我知道他一直在跑平反的事。可我一个还未毕业的学生，能帮他什么忙呢？我看他这个样子，就快要崩溃的样子，说：你说吧。不料，杜老师突然哭了，他扑哧一下，放声大哭！他哭着说：你知道我敲过多少人的门么？你知道我赔过多少笑脸么？你尝过夕阳西下站在人家门外等人的滋味么……可以想见，他在常年的奔波中受了多少委屈，看了多少人的脸色……哭着哭着，他擦了擦眼里的泪，喃喃地说：人心险恶，人心险恶呀。

    接着，他快速地说：这样，长话短说，我托了一个人。这个人答应帮忙的。他说他一定给我办成……送的礼就不说了。这一年多，我给他送了多少礼就不说了。他答应我的，可他一拖再拖……今儿个，我又找他了。他说，他马上去市委找人。我已经不再相信他了。这样吧，你帮我个忙，待会儿，他出来的时候，你跟着他。我要证实一下，看他是不是在帮我。接着，他轻声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人我知道，是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如今是我们学校的中层领导。于是，我硬着头皮答应了。

    这也是我此生第一次去跟踪一个人。一个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既有着教授学衔又有一定的职务、名声很好的人。他一脸祥和地骑着一辆新的女式斜梁“凤凰牌”自行车（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比现在开着一辆小轿车还神气呢）。他自行车上挎着一个篮子，那篮子是细竹丝编成的花篮，很像是一件艺术品……我骑着借来的一辆破车偷偷地跟在他的后边。我看见他慢慢悠悠地骑着车，很审美地在路上走着。他先是去了菜市场，他在菜市场上买了几根嫩黄瓜，几个西红柿，两斤瘦肉，一把蒜薹和一根牛鞭（很贵）……尔后他悠然地穿过人群，骑过了菜市场，又骑到了市里的百货大楼门前。他在停车处扎了车子，尔后走进百货大楼。五分钟后，他出来了，手里提了几卷卫生纸，他把买的卫生纸放在后边的车架上，骑上继续往前走……他骑到了市委、市政府大门前，可他慢慢骑着过去了，没有下车。我想，这是星期天，他可能会去市委家属院找人，可市委家属院紧挨着市政府呢，他仍然是悠悠地骑过去了……我就这么一直跟着他。等我跟着他回到学校，我看了看表，我整整跟踪他了一小时又三十六分钟。这次跟踪，使我获得了一条最重要的人生经验。那就是：不要轻易相信人。特别是那些梳大背头的人，要远离他。

    杜老师还在寝室里等着我呢。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他说，我想他一定会暴跳如雷，说不定还会找那人拼命……可他听了我的话，却半天沉默着。好久才喃喃地说：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不会再找他了。说完，他扭头就往外走。出门时，他整个人像是被击垮了似的，背驼得很厉害。我追出门，灵机一动，突然说：杜老师……他回过身，望着我。我手往天上一指，说：市里不行，你去省里。他说：找上面？我说：对，上面。他突然扑过来，紧抓住我的手，说：我知道了。谢谢老弟。

    此后，有一段时间，杜老师常骑着那辆从老姑父那儿借来的破自行车到学校里来。他把自行车放在我寝室门前，尔后再赶火车到省城去……每次，他都悄悄地叮嘱我说，去省里跑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对谁都不要说。

    三个月后，突然有一天，老杜下午早早地就回村了。老杜回来后往院子里一坐，也不进屋，就在院子里坐着，很沉默。刘玉翠看他不高兴，先是把扇子递给他。怕他上火，又把泡好的野菊花茶递给他，可他仍是一句话也不说。

    夜深了，星星在天空中闪烁，老杜仍呆呆地在院里坐着。晚饭给他盛上了，他不吃。又给他热了几次，他还是不吃。刘玉翠也不敢叫他，连走路都小心翼翼的。有几次，刘玉翠从屋里出来，站在他跟前，说：老杜，天不早了。老杜不吭。过一会儿，刘玉翠又从屋里走出来，说：老杜，夜气凉，披上衣服吧。说着，给他披上褂子。老杜仍然坐着不吭，很沉痛的样子。最后，刘玉翠说：爷，你也别心里不是味，实在跑不成，就算了。花那些钱，只当肉包子打狗了。

    这时，老杜慢慢地站起来，展了展身腰，默默地说：还要我请罪么？

    刘玉翠笑了，说：我都忘了这茬儿了……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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